第1113章 风浪海上陶瓷路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张洪德教授说，北宋时期，龙泉窑的海外贸易范围已广泛覆盖东南亚和非洲地区。例如，在菲律宾出土的北宋多管瓶，以及东非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北宋刻划花碗、荷花碗等，都见证了当时龙泉窑瓷器在海外的流通。随着贸易量的持续增加，原本 “暗崖积石，相蹙成滩，舟行崎岖，动辄破碎，盖尝变色而惴栗，失声而叫号” 的龙泉溪，已无法满足青瓷贸易日益增长的需求。北宋元祐七年（1092），龙泉县令邱括主持了龙泉溪的疏浚工程，该工程历时长达 6 个月，整治了八十余处险滩，最终使得河道变得畅通无阻，“尽成安流，舟昼夜行”。自此，龙泉溪宛如当时温处间的 “高速公路”，其通航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，青瓷贸易量也随之成倍增长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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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南宋至明初这段时间里，龙泉窑的烧制技艺和生产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瓯江两岸窑火通明，烟火林立，龙泉境内的窑址多达 390 多处，龙泉一跃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瓷器制造中心。瓷窑遍布金村、小梅、官桥、查田、茶丰、道太、安仁等瓯江两岸的码头。龙泉肩负起了当时对外运输的重任，瓯江上呈现出千帆竞发、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，这一繁荣局面持续了数百年之久。在北宋早期至南宋晚期再到明中后期约 600 年的漫长时间里，龙泉窑始终是全国最大的瓷器出口基地，当之无愧地成为了 “******” 的内陆起始地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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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年来，太仓海运仓遗址、温州朔门古港遗址、福建和宁波等地的考古发掘工作中，均出土了大量的青瓷碎片。在新安沉船、南海一号沉船以及福建、东南亚等多地的沉船考古发掘中，更是发现了大量的龙泉窑青瓷产品，其占比最高可达 70%-80%。明初，朝廷实行海禁政策，尽管通过朝贡体制，中国仍可与琉球、占城等国家进行朝贡互市，但这种近乎配额制的朝贡贸易，根本无法满足全球对龙泉青瓷的旺盛需求。以至于琉球使者在来华期间，甚至不惜冒着风险，私自前往龙泉购买青瓷。例如，明永乐二年（1404）就有使者 “私赍白金诣处州市磁器”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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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北宋至明中后期约 600 年的时间里，龙泉窑在全球瓷器生产与贸易领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。不仅如此，由于贸易交流的频繁开展，还带动了技术层面的交流，东南亚、中东等地的制瓷业也受到了龙泉窑的深刻影响。作为当地与朝廷税收的重要来源，当时的地方政府对龙泉青瓷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。特别是在朝贡互市的洪武年间，政府深度介入青瓷航运管理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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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处州府志》记载：“韩时中，洪武末同知，廉洁公平。督运海舟青器，措置得宜，民心悦服。” 这表明当时的青瓷航运并非由龙泉本地管理，而是直接由处州府的副手同知负责管辖，如此之高的管理级别，充分体现了当时地方政府对青瓷贸易的高度重视。即便在龙泉青瓷逐渐走向没落的明成化年间，龙泉窑冶税收仍有钞 13777 锭 2 贯 775 文、铜钱 137976 文，这一税收数额是当时龙泉较为盛行的铅冶课税的 23 倍之多，从中足以看出龙泉青瓷强大的财富创造力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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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海量的贸易为当地创造了巨额的财富，金村、大窑、小梅、大梅、黄南一带人口稠密，文化昌盛。大梅等地一直流传着十里长街的传说。在宋代至明初，从官桥码头到大梅，一直到大窑，沿途皆是房屋，街道长达十多里，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灯笼。传说当时大窑出了一位娘娘，乘船回娘家时，船行至官桥码头已是夜晚，娘娘与随行人员正是借着灯笼的灯光才得以顺利走到大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