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六章 Bird out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她说她泪流满面，这对我们俩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变化，我们经历了所有的痛苦和汗水，现在突然间一切都结束了。
　　
　　新闻发布会上有很多记者，尽管我们没有提前通知他们。
　　
　　他们想知道我是如何度过前一天晚上准备宣布退役的。
　　
　　我告诉他们，我独自坐在布鲁克莱恩的家里，看着过去的比赛录像，看着自己曾经的身影哭的不能自己。
　　
　　好吧，这纯粹是胡说八道，我骗他们的，我根本没哭。
　　
　　我确实坐在家里，没有看录像，而是对自己说：“天哪，这一切真的结束了。我真的要离开这里了！”
　　
　　然后我开始回想起我刚到这里的时候，我非常喜欢的这栋房子，我在这里愉快的度过了很多年。
　　
　　然后我在脑海中回顾过去十几年里发生的一切，我很感激自己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同一个地方打球。
　　
　　我曾经告诉人们，如果你没有为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效力，你就没有打过职业篮球。
　　
　　当然我知道这是吹牛皮，凯尔特人和别的球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
　　
　　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穿上另外一件球衣，如果这样，我会先退役。
　　
　　我的一些朋友认为，很遗憾球迷们不知道哪一场是我的最后一场比赛，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说再见，但他们说了再见。
　　
　　凯尔特人队为我举办了一个退役之夜，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棒的事情之一。
　　
　　这是戴夫·加维特的主意，起初我不想参加，凯尔特人队通常在半场休息时退役球衣。
　　
　　但戴夫说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仪式几乎是不可能的，而且会打乱比赛。
　　
　　他的想法是出售拉里-伯德之夜的门票，并将所有收入捐给慈善机构。
　　
　　他设想的是，让我身穿制服站在台上，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对我很重要的各种人走上前来与我交谈。
　　
　　他想从洛杉矶请魔术师约翰逊来，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，因为在我们整个职业生涯中，我们俩的关系非常密切——密切到我没想到在我退役后短短两个月，他也退役了。
　　
　　一旦我答应了举办“拉里-伯德之夜”，我就开始担心了，谁会来呢？没有比赛可看啊。
　　
　　但消息一公布，门票在几分钟内就被抢购一空，每个人都对此感到非常兴奋。
　　
　　波士顿市场部的马克-莱夫想出了一个点子：出售1033份由内曼和我签名的限量版莱罗伊-内曼画作，每份售价1033美元，所得款项也将捐给慈善机构（33这个数字是我的球衣号码）。
　　
　　那晚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有那么多人专程前来为我加油。
　　
　　我真的很感激他们的掌声。
　　
　　鲍勃-科斯塔同意免费飞来波士顿担任主持人，魔术师一如既往的风度翩翩。
　　
　　令我惊讶的是阿甘也在场边，他的出现在意料之外，他没有上台抢风头而是默默在台下鼓掌。
　　
　　我母亲难得地现身波士顿观赛，我的儿子康纳当时还是个婴儿，他帮我把球衣举到了篮架上。
　　
　　我们为33个不同的慈善机构筹集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善款。
　　
　　我们把钱捐给了很多机构，我们很难选择把钱捐给哪些机构，因为很多机构都值得捐助。
　　
　　我记得当时，康纳很喜欢巴尼的节目，于是我提议把钱捐给播放这个节目的公共电视台。
　　
　　我想给“丹尼尔-马尔上校男孩女孩俱乐部”捐款，因为我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善事。
　　
　　我想给镇上一个名为“罗西之家”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捐一辆新的面包车。
　　
　　我还想给“新英格兰浸礼会医院”捐款，多年来，这家医院的员工一直在照顾我，等等。
　　
　　人们总是问我，是否后悔经历所有这些痛苦，如果让我重新选择，知道我要经历的一切，我是否还会做一样的选择。
　　
　　当我列举身体出现问题的所有事情时，听起来我在抱怨自己的伤痛，其实我不喜欢这样。
　　
　　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我打球的时候没有听到我谈论这些，这是我最不想谈论的事情。
　　
　　我想说的是：我们队的精神是克服一切困难去比赛，不惜一切代价去比赛，我们大多数人都做到了这一点。
　　
　　比如凯文脚骨折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伤势很严重，如果凯文决定不能继续比赛，我们也会尊重他的决定，也会理解他。
　　
　　但事实是，凯文不会坐视不管，因为他知道那一年我们很有希望夺得总冠军，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。
　　
　　我相信麦克海尔肯定有些遗憾，1987年，我们在东部决赛输给了底特律活塞。
　　
　　据我所知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凯文的脚伤依然困扰着他，他走路有些一瘸一拐。
　　
　　但你问他后悔吗？他一定不会。
　　
　　我认为联盟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是，如果球员受伤了，他们就会选择休战，因为他们不想毁掉自己作为优秀球员的名声。
　　
　　还有一种情况是，球员的合同快到期了，他们觉得自己能赚一大笔钱，所以如果可以不比赛，他们为什么要比赛呢？
　　
　　还有就是经纪人，这些年轻人让别人替他们做决定，这样并不好。
　　
　　像马库斯-坎比这样的孩子，他很有天赋，但是他受过太多伤，这限制了他。
　　
　　我很想告诉他，如果他能克服一些恼人的伤病，他可能会感觉更好。
　　
　　我有一些发挥非常出色的比赛，但我的身体情况并不好，我的肌肉拉伤了，或者我生病了。
　　
　　那天晚上上场的时候，觉得自己不可能更糟了，可是当我最终上场跑了一会儿，就会将这些统统忘记，投入到比赛中。
　　
　　不过，后来当了教练，我试图理解的一件事是，每个人处理疼痛的方式都不一样。
　　
　　有些人知道如何克服疼痛，有些人就不行，还有些人根本不会受伤。
　　
　　我喜欢看到球员们忍着脚踝扭伤之类的伤痛比赛，不过，当伤势更加严重时，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你想把自己逼到什么程度。
　　
　　我的原则是，如果你觉得自己不能打，那就不打。如果你能打，那就上场打，但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谈论它。除了你自己，没人知道你的疼痛阈值。
　　
　　有时我会私下里对丹-德雷克抱怨说，“为什么这家伙今晚不打？我们正需要他。”
　　
　　但丹总会告诉我，“拉里，你的疼痛阈值高得令人难以置信。你不能指望其他人也有同样的疼痛阈值，因为他们没有。质疑人们愿意或能够把自己逼到什么程度是不公平的。”
　　
　　在处理执教的球员时，我试着记住这一点。
　　
　　所以，这些痛苦都是值得的吗？当你环顾波士顿花园球场，看到那里有15000人，那么每一分钟都是值得的。
　　
　　我喜欢环顾四周，看到每个座位都坐满了，这是一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特殊回忆。
　　
　　但有些事我宁愿忘记，永不记起。
　　
　　退休几年后，我和一个有背痛问题的朋友在波士顿，我打电话给丹-德雷克，问他是否可以看看。
　　
　　丹的办公室搬到了一个新地方，但即使如此，我一走进那里，所有的痛苦回忆开始攻击我，我觉得恶心。
　　
　　丹看着我说：“拉里，你脸色不太好看，你还好吗？”
　　
　　我环顾四周，说：“只要我再也不用来这里，我就没事了。”】
　　
　　————1999年出版，拉里-伯德、Jackie Macmullan合作编写《Bird Watching》，摘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