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百八十六章 近似于官而异于官，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 (第1/2页)
最近大明发生了两件轰动全国的大案，第一个就是江西瑞金的田兵之乱，第二个就是松江府的叫魂案。
这两个案子，看起来天南地北，没有什么关联性，但其实内在逻辑和本质是完全一致的。
政治活动，从来不局限于庙堂之高，社稷之民，每一个人的选择，决定了社会的最终走向。
大明的社会在剧烈的变化着，从传统观念上去解读这些变化会觉得离经叛道；浅尝辄止从表现去分析会变得肤浅；
要解读变化，要从本质出发。
瑞金田兵之乱、松江叫魂案，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矛盾；
本质上是生产关系改变引发的经济变革与现行思想道德、政治律法制度、组织架构、分配方式的矛盾。
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。
只有看穿了表象，清楚的了解到事情的真相，剖析暗流涌动的问题，抛开对阶级的偏见和利害关系去分析原因，并且就原因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，才能解决问题，缓解矛盾。
现象、问题、原因、办法这四个步骤，就是矛盾说提供的思考方式。
矛盾说从来不是什么经学，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提供给人一个方法论，去思考社会的种种现象。
大明废除了贱奴籍，并且在浙江、五大市舶司展开还田，代表着旧强人身依附生产关系开始崩解，佃户们消息再闭塞，也会听到远方的消息。
生产力已经改变，大明已经有了新的农作物、水肥，代表着粮食在缓慢但是稳定的增长。
佃户们能够感同身受万历维新的变化，因为潘季驯在万历三年就已经开始在江西推广番薯，番薯已经种遍了荒地；
可是以石诚吾为首的宁都、瑞金、宁化三县缙绅，依旧想要倒行逆施，恢复腐朽的、陈旧的强人身依附生产关系，极尽所能的朘剥和把百姓当做是草芥。
矛盾在那根弦儿崩断之后，猛烈爆发。
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，是阶级矛盾和斗争的集中体现。
“王次辅。”朱翊钧看着王崇古说道：“朕不解。”
“臣惶恐。”王崇古赶忙站了起来，俯首听陛下询问，陛下和张居正是亲师徒，但他和陛下也是亲君臣。
陛下也不是事事都听他张居正的！
“朕不解，为什么，大明律法上，长久保持对乡贤缙绅的利益让渡和司法偏袒，非但没有缓解尖锐的地主与佃户之间矛盾，反而有些加剧了这种对立？”朱翊钧眉头紧蹙的说道。
王崇古是大明的大司寇，负责刑部已经十三年。
王崇古一愣，沉默了片刻说道：“容臣缓思。”
利益让渡和司法偏袒，是客观存在的。
大明的秀才见官不跪有廪米免劳役，举人更是可以出仕做官，可以免部分的田赋，甚至可以有奴仆。
而进士那就更不得了！
是官选官的统治阶级，除了免赋税之外，还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。
只要考中了进士，即便是进了北镇抚司衙门，也不能上刑，同样还有八辟八议，这种成体系的宽宥制度，更遑论那些见不得光的潜规则了。
做了官，但凡是不谋反，不搞出民乱来，斩首这两个字对士大夫而言，太陌生了。
陛下的问题看起来简单，但其实一点都不简单，这种律法上的偏袒，没有达成朝廷的期许。
朝廷让乡贤缙绅好好的替朝廷安土牧民、教化百姓、宣讲政令、表率乡闾。
这些乡贤缙绅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，反而恃势武断、凌虐桑梓、欺侮邻民，大为地方之害。
“乡绅，近似于官而异于官，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，被偏袒，自然有恃无恐。”
王崇古面色凝重的说道：“陛下，万历三年，绥远总督潘季训在江西，加意整饬，严行禁止，各绅士始知有法，方遵守法度，循分自爱。”
“乃近来旧习复萌，竟不顾圣命、公然抗旨、恣意妄行，可谓是无法无天。”
“臣听王家屏说，广州一些州县，缙绅大户派打手携带长刀短枪，下乡民沙田拔苗，沙田贫瘠而勉强耕种，仍被占沙之名所迫，因为乡民沙田种苗，就没人做佃户了。”
“臣听南衙巡抚李乐说，在南衙，有豪强听闻谁家藏银，必诬告举报乡民贩卖私盐，趁机侵吞，至万历十年南衙重压整治，此风稍止，万历十四年陛下南巡离开，此风再起，再被整治。”
“臣生于山西，幼时，臣就听闻，山西的襄陵和临汾两县，缙绅独占水利，农人耕种必买水券，若无券则无水，反反复复。”
“陛下圣明，臣以为，可能正是这律法上的偏私，才有了这渔利婪贿的不贤之绅。”
“赏罚不明，不信也。”
朱翊钧深吸了口气说道：“管子有云：圣君设度量，置仪法，如天地之坚，如列星之固，如日月之明，如四时之信。”
“赏罚不明百事不成；赏罚若明四方可行。万方有罪罪在朕躬，朕有罪也，不信之罪。”
“臣等罪该万死。”张居正吓了一跳，立刻带着群臣齐声俯首说道。
皇帝有罪，大臣们就只能万死不辞了，所以皇帝不能有罪，也不能有错。
信的意思是公正，不发生偏差，不信，就是不公正，让社会发生了偏差。
作为皇帝，朱翊钧负有主要责任。
真的是朱翊钧的错吗？可是千年以来，不都是这样吗？
“大明会典在修，那么对于乡贤缙绅之司法、赋税特权，诸位爱卿商议后，呈送御前吧。”朱翊钧挥了挥手。
到了大臣们选择的时间，是取消乡贤缙绅的特权，还是认定皇帝有不信之罪。
看似有的选，其实就只有一个选择，取消乡贤缙绅的司法、赋税特权，取消这种偏袒，而不是让乡贤，近似于官而异于官，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，让乡贤在律法中，回归民的序列。
认定皇帝有不信之罪，危害是极大的，李太后动不动让小皇帝写罪己诏是一种极其荒谬的做法。
罪己诏一下，大臣们就得致仕，致仕还不算完，陛下的京营需要劳师远征，将陛下置于不信之地的乡贤缙绅物理消灭，才能让陛下摆脱不信之罪的窘境，否则皇帝有罪，那这天下还坐不坐了？
“同时，也要警惕沿海新兴资产阶级，拥有类似于近乎于官而异于官，近乎于民在民之上的地位，否则他们就会和乡贤缙绅一样，搞强人身依附关系，极尽所能的朘剥而且认为理所当然。”朱翊钧眉头紧蹙的说道：“这对大明很重要。”
新兴资产阶级是有先进性的，但这些新兴资产阶级获得更多的律法偏袒，先进性就会逐渐消失。
新兴资产阶级的思路，就会从改良生产工具、改善劳动工场的生产环境、提高生产效率、降低生产成本，最大限度的提高利润，变成极尽所能的朘剥劳动价值。
格物院对一个壮劳力的工作进行过量化，也就是度数旁通，1个人一天的工作量等于1.2匹马。
大明人很多，劳动力充足，一旦朝廷给了更多的特权，新兴资产阶级，就会和旧地主阶级一个模样，肆意妄为。
朱翊钧环视了一周后说道：“天下不是朕一个人的天下，是所有人的天下，一旦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新兴资产阶级，变得腐朽，后果难以想象。”
皇帝立法，真的能阻止新兴资产阶级的腐朽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
从政治基本逻辑去看，经济地位决定政治站位，时间稍长，新兴资产阶级必然陷入旧的轮回，收租要比奋斗赚得多，来钱更容易。
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新陈代谢，要比旧地主的新陈代谢要快得多的多。
因为新的行业在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，新的肉食者会不断的出现，冲击旧的肉食者，形成新陈代谢。
“陛下，律法好定，推行极难。”王崇古提醒了皇帝即便是改变了律法，最后的结果，可能也不如人意。
因为这些乡贤缙绅、新兴的资产阶级，掌控了生产资料，就掌控了分配的权力，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分配，掌握话语权，塑造道德，让别人叫他爸爸。
“先从律法上修订，有了律法，才有可能推行。”朱翊钧十分清楚其中的难度，皇帝的圣命有用，但作用有限，需要大明大多数人的共识。
诚然，大多数人可能会被欺骗，但不会被一直欺骗下去，因为朘剥的刀，刮在自己身上。
刮骨刀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，才是真的疼。
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，是矛盾相继，才能不断向前。
“陛下，户部给事中弹劾大司徒少司徒。”右都御史李幼滋拿出了一本奏疏，这本弹劾王国光和张学颜。
“北齐用任杨遵彦则理，用高阿那肱则乱；隋代任高颎则理，用杨素则乱；初唐用房玄则理，玄宗用李林甫、杨国忠则乱。”
“用人得失，所系非轻；安危在出令，存亡系所任，古者任大臣，必用有德，不用有才，有德进，忠厚为先，天下四安；有才进，残刻为先，祸乱江山。”
……
奏疏很长，前面讨论用人的重要性，下面批评皇帝用人的逻辑，皇帝是唯才是举，根本不注意德行，有些人大缺大德，陛下仍然重用。
这大缺大德中就有大司徒少司徒二人。
朱翊钧听了半天，才听明白，户科给事中究竟弹劾了什么。
理工学院第一期学子，会计毕业八十人，国朝只留下了十个，户部只拿到了三个，这对审计缺口超过四百的户部而言，是不可接受的。
学子为何不进户部做审计，因为事多、钱少、离家远还不能进步。
主要是不能进步。
大明官吏之间有着天然壁垒，这些审计吏员，一辈子都是这个活儿，顶天了做到九品司务，就到头了。
做官是要出身的，理工学院弟子，等同于秀才出身，连举人都不是。
朝中海瑞这把神剑，大力肃贪，每年查处大量的贪官污吏，这些审计就是想收银子，也怕被海瑞抓到。
而且户部审计制度十分严密，每年审计，户部大门一关，都在一个小隔间里，三人不同时间复查一本账，谁出了问题，还要问责。
联袂，沆瀣一气，非常困难。
在户部做审计，就是个旱涝保收的辛苦活儿。
“户部给事中奏闻之事，大司徒真的做了吗？”朱翊钧看向了王国光疑惑的问道。
按照给事中的弹劾，王国光直接明抢，没有任何文件，但本来签订的劳务合同，统统被宣布作废了。
王国光俯首说道：“句句属实，未曾虚构，臣让各民坊将所取生员送到户部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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